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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缘丨吴晔：那时北大，贫穷然而精彩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吴晔，陕西长安人。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参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后调入国土资源系统创办报纸杂志，今年从中国国土资源报社退休。现在做点企业文化的事情，钟情于书法绘画，喜欢民谣顺口溜。
原题
贫穷然而精彩
作者：吴晔
原载作者微信公号晔公好龙
我与北大可能无缘。想起在北大的四年，我常自愧不已，觉得学到手的东西太少，该学而未学的东西太多。每想到北大，想到那在我眼中永远巍峨的图书馆，永远秀丽的未名湖，我便悄然汗颜。每次鼓起勇气再回北大，总是急急忙忙、怯怯地顺未名湖边绕一圈，瞟一眼熟悉而又陌生的图书馆，便匆匆离去。当年同学们约定北大建校一百周年时“未名湖边见”，可我始终未敢下决心在北大一百周年时去见北大，不敢见那些曾教过我的老师，和那些当年风华正茂、如今各有成就的同学。
也许我真与北大有缘。当年我与北大差点失之交臂，却终于聚在一起。恢复高考的头两年，我因家中缺劳动力而放弃了高考。1979年，我一边在筑路工地上干活，一边自学。由于已干了几年活，又没进学校复习，所以我就像没人关心的“舍娃子”，到细柳（即汉代大将周亚夫的细柳营旧址）去考试时忘了带粮票（那时没有粮票你就别想吃饭），高考三天我饿了两天，父母亲忙于繁重的农活，根本就忘了我。7月9日考完后回到家，我狼吞虎咽吃了一肚子，就扛起锄头下地了，始终没人问我考得怎样。
成绩下来了，在周围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父亲这才在愁苦黯黑的瘦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问我报哪个学校，我说就考个户口（对农民来说一个商品粮户口就够令他们羡慕了），就在西安上吧，离家近了还能帮着干些活。一辈子没敢耽误半天农活的父亲没说话，例外地扔下抗旱保秋的大事，骑车到西安去了，天黑时他回来，说找了两个老知识分子请教了，人家说，娃这么好的成绩，又考的是文科，不上北大可惜了。我说，太远了，生活费太高，还得花路费，给家又帮不上忙，算了。父亲说，去吧，农民这营生，几千年，一代一代人，没有个了的时候，你把自家的路走好就行了。就这样，我懵里懵懂进了北大。
混进去了，而且在北大混了四年，竟然不知不觉骨子里血液中都溶入了北大情愫。
一
那时候，我的北大比较穷。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三届学生，走进一律青砖青瓦、温馨雅致的北大校园，我感到很自在，至于那湖光山色，绿树草坪，对我则是一种过分奢侈的享受了。那时北大几乎没有新房子，除图书馆比较现代一点外，其余建筑风格均是传统的。勺园是我进校第二年建的，五四操场旁后来又建了一座教学楼，其余就没什么了。
宿舍区虽然拥挤，且青砖灰舍比较陈旧，但有树有草，一天到晚人欢马跳地，有生气 ；燕南园碎石小径通向绿树掩映中的独立小楼，蕴致无穷，魅力无穷，一些全国著名的老先生就住在这里，他们有时在小径散步时，就可能被穿过这里去图书馆的我碰见，我点头问好尽我学子的礼数，老先生大都是露出慈祥的笑容算是回礼。
那时候，我的北大比较穷，燕南园荒草半侵小径，树木不事修整，藤蔓自由放肆，墙瓦灰旧，显得有些破败衰微，但在我看来却是返朴归真、抱朴守拙的大智慧的生长福地，每每经此，心中不由得便涌动亲敬之情。
那时，我的北大老师也很穷，他们庆幸自己的有生之年还能碰上这么一个春天，急急忙忙从各自的尘封处回到岗位上，家未安妥就走上讲台，竭力弥补无情岁月的沟壑。我去过几位老师的家，他们常是一家人挤住在筒子楼里，楼道堆满了杂物、炉灶、锅碗瓢盆。老师欢迎学生来求教，但却羞涩地道歉，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后来有的老师就干脆过些天到学生宿舍走一圈，询问有无学习上的困难，免去在家里接待学生的尴尬。
我猜想那时候，我的北大老师们内心里都各有其酸楚的梦影难以摆脱，但他们是很伟大的，无论生活现实给他们强灌进什么滋味，只要一走上讲台，他们都那么尽心竭力，全力以赴，哺出知识的琼浆；即使冬天，内心的热情也能使他们额头上泛起晶莹的汗珠，染白了手、四处飞扬的粉笔末从未引起他们“空气污染”的恐慌与警惕。他们不仅是学问的修行者，也是道德的修行者，讲台上，他们的形象是圣洁的。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虽历经岁月沧桑，至今仍长留我记忆深处，不能磨去。
“你是北大的？！”每当别人用一种钦敬的口气来肯定我的出身时，我心里总有一股别样的滋味涌上来：正是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教师，才支撑起四海之内连绵不绝的叹服与仰慕。同时，我内心里总隐隐感到不安：北大给予我的庇护何其多，而我对“北大”这两个字的精神内涵却知之甚少。
那几年，我经常要为生计发愁，学得太少了。为了生存，我当过家教，为别人抄写书稿累得手都抽筋了，还干了很久的扫楼道打扫厕所的活，但报酬菲薄，我仍然手头窘迫。有时进城坐302路公共汽车，一毛五分钱的车票掏不起，我便坐到半道下来步行。那时食堂里一块腐乳卖四分钱，早餐时我半块馒头半块腐乳打发一顿是常事。
作者自画像：当民工
由于严重营养不良，我患了肠胃痉挛的毛病，经常疼得蜷缩成一团在床上打滚，虚汗湿透了衣衫，几次被同学送到校医院......那时，我们班许多同学都来自农村或城市贫民家族，享受全额助学金，每月19.5元人民币。
记得一次刚发助学金不久，几个同学相约去逛海淀镇。大家都明白自己口袋里钱不多（因为要先安排好每月的饭费、生活必需品开支，才敢上街），所以一条街走到头，各种门类大小商店（那时海淀镇远没有如今繁华）都转遍了，谁也没舍得从口袋里掏钱买东西。再转回来时，见新华书店门前推出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面一堆旧书，降价了！大家围上去，你挑我拣，煞有介事。
可能大家都明白自己囊中羞涩，所以选书时保守持重，一看稍微贵一点的就装作看不上，又扔回车上，几经淘汰，最后大家终于选定一薄薄的小册子，生活类的，书名忘记了，封底上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定价处，0.05元。
心中有数了，每个人都乐得做人情，争抢着掏自己口袋，嘴里还忙着表态：“我来我来！”然而这时奇迹发生了，四个大小伙子掏了半天，竟然未凑够5分钱！终于，大家脸上挂不住，放下书，根本不敢正视卖书人的脸色，一溜烟撤离现场。直到离旧书摊远了，大家才自我嘲讽地大笑起来，笑弯了腰，笑出了眼泪，有的甚至笑岔了气。
后来有人作诗咏之，以示纪念。那情景，我恐怕这辈子也忘不了。那种北大式的穷透了的快乐，毕业以后似乎再也没有过。那时候，北大里的我们很穷，窘迫的经济和奢侈的快乐只有在一种昂扬的精神协调下才能统一于一体，才会不服输，不为命运的淹顿所困挠，不为脚上的荒草野藤所羁绊。这便是我的北大。
二
那时候，我的北大是宽松自由的，必修课要求及格，选修课要求过关即可。对老师来说，你可以搞你的专题研究，以你的研究成果“开科授徒”，而不必一定要去讲那些宽泛的史啊论啊的东西，因那些很难发挥教师的才能。但是，如果讲得不好，可能教室里的学生就会溜光。
学生也如此，你可以不去上课，因为几乎所有课都不点名；你也可以只考个及格，绝对没有人因此而笑话你。但是，如果你在与周围人就知识学问的讨论上搭不上话，或意见浅薄幼稚，甚至谬误百出，那你是绝对要被人厌弃的，你会感到孤单无助。
所以那时候，对那些“读书虫子”熟啃课本跟在老师后边亦步亦趋，老师固然不讨厌；对那些不上课不听课却能另辟蹊径的学生，老师也不抱偏见，有时甚至还带点默许赞赏的态度。在这种环境中，我在北大的学习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我本来“自由主义”比较严重，除古代汉语等基础课外，哪一门课我喜欢其内容，老师又讲得好，我自然不怕起早贪黑去听。但如果这两个条件有一项不符合，我便兴趣大减，隔三岔五便不想去听课；如果课的内容也不喜欢，老师讲得也不如意，我可能逃课的次数更多。我在北大的确不是个好学生。
记得上民间文学时，我逃课就很多，原因并非我不喜欢这门课，也不是老师的学问不行，只因为屈老师的口音我实在听不懂，她又有咽炎，她竭力想说普通话，又实在说不准，她讲着费力，我听着痛苦，听了两节课后就索性不去了。等到考试时，我的出现引起了屈老师的注意，她走到我身边问：“你是这个班的吗？”
我心慌了，知道老师发现了秘密，便老老实实地说：“是，但缺过课。”本想就此逃脱，没想到屈老师又说了一句：“我好像没见过你。”这下我又不老实了，说：“上课还是经常来的，只不过在后边坐着，你可能没注意。”旁边同学发出一阵窃笑。屈老师还想说什么，我连忙埋下头去做题。屈老师走开了。现在想起来，真想对那时教过我的老师说一声：“对不起。”
我不是个好学生，最明显的例子是英语学习的失败。早年孤苦奋斗的经历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经常促使我在逆境中奋起，在平时认真做事，认真做人。但早年的生活带给我的也并非全是积极影响，有时认真过头了，反而害了自己。或者说由于长期艰难的下层生活使我养成孤僻内向的性格，心胸也“缩水”了，和北大海纳百川的王者精神很不相称，和周围的环境也难以和谐，令我多次尝到失败挫折的滋味。
当时，教中文系公共外语的一位年轻的女老师，人长得不错，可喜欢眉飞色舞搔首弄姿，令我这个“年轻的老古板”很不习惯，心里暗生出几分讨厌情绪，连带着对英语这门课也日渐懈怠了。
有一次，这位女老师叫我起来翻译一段课文，我根据英文原意译成汉语时用了“或者......或者......”这样的句子结构，万没想到竟招来这位年轻女老师一顿迎头痛击：“这算什么句子？这是中国话吗？还中文系呢！怎么学的！还或者或者，多可笑，大概就你一个中国人这样说话吧？我怎么没听到别的中国人这样说？你们听见过吗......”她语调轻浮夸张，眼神在教室内来回瞟动，眉飞色舞，还耸动着肩膀，竭力引逗大家来嘲笑我。
当时我气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只有惊诧和愤怒的疑问：她怎么能这样？这位女老师的名字我早忘记了，但她那神态、动作及语调我至今忘不掉，如果说北大四年中有人能让我过了十多年还想起来就讨厌，那就是她了。每次想起那幕情景，我就浑身不舒服。本来，在农村干活时我就自学英语，兴趣挺浓，成绩也还不错。没条件时我拼命学，有条件学时反倒因这么一个女人的几句挖苦而彻底丢弃不学，这不能不说是因我性格弱点而造成的损失。
也是我在北大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放纵了自己的弱点，才有了学业上的重大损失。直到今天，我的英语仍在低水平徘徊，而且常是一拿起英语书，心中就不由自主泛起一阵厌恶的情绪。在北大的我，出了北大的我，其实一直都是很幼稚，很意气用事的。所以，我的北大四年很亏。当时却是很为自己的不怎么上课又能在考试时蒙混过关而得意呢！
不上课时，大部分时间是去图书馆看书，有时也睡懒觉。冬天睡懒觉的现象比较严重。我还不算“杰出”的。有一个同学，人很聪明，又懒，极少去上课。别人去上课，他醒来也不起床，能连续躺几个小时。一次，上午课上完了，同学们吃完午饭回到宿舍，他还在床上躺着，早饭没吃，午饭也打算省了。
过了一会儿，老师到宿舍来了解大家学习及生活状况，嘘寒问暖，答疑解惑，话说起来就一时刹不住车。也许是老师时间长了没来，真有那么多关心的事，也许是同屋的坏小子捣乱，故意引老师打开新的话题。说话如喝酒，打开一个话题如打开一瓶酒，总得说完或喝完才能了事。
老师就坐在睡懒觉那位同学的下铺。上铺蚊帐垂放着，听不到丝毫动静。老师还特意问了句：×××呢？同屋的一个坏小子说：可能吃饭晚了，马上就能回来，你等一会儿。大家尽可能憋住笑。终于话说得无可再说，老师还要到其他屋里走走，这才告辞。老师一出门，只见上铺蚊帐里“腾”地窜出一个人，外衣也不穿，踢踏着鞋冲出门直奔厕所而去。
北大的宽松自由如海洋，善游泳且努力者自然从中获益多多，如我之类不善泳且懒惰，常在岸边歇息观望的人，大概离校后都有入宝山而空手还的悔恨感觉，这实在是羞于说出口的。
陕西学子在北大，后排右一 吴晔
三
那时候，我的北大是丰富多彩的。刚入学时，我们在学四食堂就餐（后来经过改造变成了礼堂），里边没一桌一凳，只是很大的一个空场，同学们买了饭菜便蹲在地下吃，每天都有走路不小心者将别人饭盒菜盒踢翻的现象发生，一餐过后，地上便一片狼藉。学生多，心性杂，你的饭盒稍微新一点，刚打好饭菜放在那儿，转眼就找不见了，不知是被人看中了还是端错了。有一次我也端错过别人的饭盒，等吃完饭才发觉，再回头找时已茫然无主，也不知丢饭盒的那位怎么骂哩！
聚集在北大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四面八方，说话南腔北调，禀性千奇百怪，自不乏张狂怪僻令人难以接受者，但终究以谦谦君子居多。同班同宿舍自然是最相熟的，但亦另有组合，如同乡的来往也颇频繁，书画协会将喜好书法绘画的集合在一起，五四文学社将才子才女们聚拢到旗下，排球、足球比赛使球迷们激动得魂不守舍，冰魄花魂般的月光将未名湖边小树林中的对对情人拨弄得痴痴呆呆。冬天，在未名湖的冰上学滑冰可能撞出一个好朋友，夏天，在游泳池可能相中一个有情人；图书馆里，一个偶然遇到的邻座可能是你切磋学问的好对手，闯进别的系教室里听几堂课，你又会结交许多新朋友。
总之，北大的丰富多彩无时无处不在，只要你动一动，便会有收获。我的一个同屋便是个名闻校园的人物。他的特点用陕西话形容叫“性凉”（好像是说一味中药），干什么事都慢慢吞吞，不急不躁，有时显得迷迷瞪瞪。平时他交往较少，可从某天开始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跟他打招呼，我不明白怎么回事，问他。他说是踢足球认识的。又补充一句：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可大家都认识我，我也没办法。我说：那肯定是你的球踢得好。他说：好倒不见得，主要是我踢得比他们精彩。
那段时间我没看足球比赛，于是请他讲讲。他慢条斯理地开了口：最精彩的那一场，我从中场断了球，以娴熟的技术左盘右带，躲过七八名队员的凶猛拦截，单枪匹马不屈不挠冲向球门，一看守门员想上来扑抢，我一个漂亮的假动作，把守门员甩在身后，面对空门我拔脚怒射，你猜怎么着？飞了。我说。错，进了，他笑眯眯地说：但进的是自家门。这已经是第二个了。上一个是在后场断到球，朝前冲了几次出不去，转了几圈有点晕，回头一看球门就在跟前，很轻松我就给了一脚。这次大家一看我中场断球朝回跑，知道又要坏事，拦截我的都是自己队员，他们不拦我我可能没事，一拦就把我搞糊涂了。把你气死，把你笑死。球场上下或笑他，或骂他，但比赛结束后，大家都成了好朋友。
那几年我的北大被球赛搅得狂热起来，三大球的第一翻身仗便是中国女排的夺冠，乐傻了的青春冒出了火苗，将自己床上垫的草席拿到楼下烧，提着洗脸盆、拣根树枝敲打着，欢呼着出去游行，等回来时洗脸盆已被敲出个窟隆。那次袁伟民、邓若曾带国家女排来北大，多少青春男女欢呼着流出了眼泪。那几年电视机还是奢侈品，我曾经为看一场实况转播，和几个同学巴结一位食堂做饭的师傅，给人家掰了两大筐扁豆！
那几年，正是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学术思想界亦十分活跃，北大能经常地请到海内外学术思想界的著名人物来办讲座，每到这时大家便蜂拥而至抢占座位。学生太多，同学们的求知欲太旺盛，所以每次好的讲座不仅坐满了人，连过道都站满了人，有时候挤得你恨不能把耳朵从人丛中伸出去。
那几年，我的北大很精彩。在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中，学识深厚、名闻遐迩的老先生们不用说，即便中青年教师，也不乏特色鲜明令人难忘的佼佼者。袁行霈老师风度儒雅，板书俊逸飘洒，不知倾到了多少学子。每次他开课，都有不少外系的学生挤进来，与其说是来听，不如说是来看。乐黛云老师泼辣干脆，讲《子夜》时一拍大腿：“老赵就喜欢这个调！ ”引得整个教室一片欢腾。赵齐平老师讲元曲，听他的课如听戏，身段、手势、腔调，都能引人入迷。倪其心老师讲课总像是在生气，话从牙缝里挤出来，似乎能听见嘎嘣嘎嘣响，但却字字到位，句句准确，不浪费一点唾沫。何九盈老师的古代汉语听的人也多，他瘦小的身影面对着大教室，总是使尽全身的力气，摆出一副不讲明白决不罢休的架式，至今想起来令我感动。
许多许多老师，回想其音容笑貌如在昨日，他们在学问的讲台上鞠躬尽瘁，现在多了几道皱纹，添了几绺白发？
写于1997年
到人民日报工作不久，我就将父亲接到北京，看我的工作环境，看首都北京
吴晔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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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79缘
一抹就白的洁牙神器！